乐为弱势群体鼓与呼

从1975年至今的48年中，我写新闻的时间只有36年，即1975年至1978年、1991年至2023年，中间12年没有写新闻作品。36年中被中央、省、市、县各级媒体采用的有1100余篇，其中绝大多数为单位说好话的正面新闻被读者和我自己淡忘了，令我记忆尤深的倒是几篇为弱势群体鼓与呼的“读者来信”。

我生长在农村，虽然1978年就“吃皇粮”成为一名中学教师，可妻子在2001年之前是农民，节假日要回家帮她种责任田，深知农民的贫苦。作为一个生活在基层的业余通讯员，我觉得自己既有责任弘扬主旋律，写好正面报道，也有责任为弱势群体说说话，尤其是当群众利益受损时，我就应该成为他们的代言人。

提粮价是促使人们节粮的好办法

上世纪80年代末90年代初，农民种田开始亏本，尽管粮食丰收，可就是买不出好价钱。50公斤稻谷只能卖到20块钱左右，极大地挫伤了农民种田的积极性，外出打工的农民成群接队，田畈里开始出现了一块块的抛荒田。由于粮食不值钱，不爱惜粮食的现象普遍存在，连最知“粒粒皆辛苦”的农民也开始不爱惜粮食了：一改以往野菜杂粮喂猪而用稻谷、小麦等正粮喂猪。当时还有媒体报道，由于粮食不值钱，东北农民买不起化肥而把小麦埋在地里作肥料。

针对这一情况，1991年10月下旬，我写了一篇题为《提粮价是促使人们节粮的好办法》的短文，把它寄到《人民日报》编辑部。没想到编辑竟把它单独作为一期内容在“内部版”上（第420期、1991年12月5日）编印出来。看到《人民日报》寄给我的样报（16开1版，报头是“读者来信”4个大红字），我真是高兴得不得了！因为我听说《人民日报》内部版是提供给中央和国务院及相关的部办委领导看的，说不定我这篇小东西还能起点作用呢！

果真如此，1992年3月19日的《人民日报》头版报道说：“国务院最近发出通知，决定自1992年4月1日起，适当提高粮食统销价格，实现购销同价。”“有计划地解决粮食收购价格偏低和购销价格倒挂问题”，对“支持农业生产，促进节约用粮将起到重要作用”。这说明我的来信反映的问题和要求提高粮食购销价格的建议对国务院作出这项决定起了参考作用，给广大农民朋友带来了实惠。

短斤少两也该管一管

1994年元月的一天，妻子叫我买了10束（营业员说每束一两）毛线。妻拿在手上掂了掂说：“你这个苕（傻子），这哪来一斤线啊，顶多半斤。”一称，真的只有半斤。3月下旬的一天，我在花园街水泥预制板场买了8包水泥准备建猪圈用，帮我搬运水泥的一个熟人说这几包水泥有轻有重。回家逐包过秤，除了一包有50公斤外，其余的几包都在45公斤左右，最轻的一包只有41公斤。

因此，我就以我这两次购物为例，把市场上小到个体摊贩上的蔬菜水果鱼肉的扣斤压两，大到国营企业生产的水泥、化肥等袋装品的重量严重不足等情况，写成一篇《短斤少两也该管一管》的文章，4月初寄到《湖北日报》编辑部。该报在4月15日的《舆论监督》版“有禁不止当严厉查处”栏目里刊登了我的文章。文中提到的那家水泥厂受到了查处。

这段水毁公路谁来修

大家还记得1998年的特大洪灾吧，那年7月下旬的一场暴雨将狮子镇与花园乡交界处（三叠石养路站下面100米处）的干线公路冲塌了30米长的一段。当时，路面只冲塌四分之一左右，还不影响车辆交通。如果洪水过后就修复垮塌的缺口，所需财力人力就少得多，可一直没人修。其原因是：这个缺口地处狮子镇与花园乡的交界处，地盘虽属狮子镇管辖，但影响交通的是花园乡，所以狮子镇的领导不愿组织群众修复，而花园乡的领导则认为，那缺口是狮子镇管辖的地段，应由狮子镇修复。两个乡镇的领导就这样“抬扛”，都“视而不见”，“闻而不问”，以致这个缺口历经一年半的河水侵蚀，路面一天天地往下塌，到1999年12月上旬，这段路面仅剩下三分之一的宽度，最窄处只有两米多宽，客车已很难通过，随时都有翻车的危险。笔者每次乘车从这里经过时都提心吊胆。于是，我就把这个情况写成一篇《这段水毁公路谁来修》的“读者来信：寄到《蕲春报》。《蕲春报》很快刊登了这篇来信。“来信”见报5天后，狮子镇的领导就安排三叠石村的民工开工修复了这个拖了一年半的水毁大缺口。

狮子花园群众盼修花凉亭桥

2001年6月以前，从县城漕河至花园乡40公里长的主干公路上，只有狮子镇花凉亭村胡油铺小河与狮子河交汇处没有“桥”，是在小河底出口处铺的简易“漫水桥”：在河底中心安两个直径50厘米左右的水泥剅管出水，其余部分用石头和水泥堵截而成的河底简易桥。一遇山洪暴发，河水就从桥面漫过，故名“漫水桥”。由于“漫水桥”桥面低，与公路路面落差大，桥面上下两头都有较长一段陡坡，载重车辆爬坡时常因坡陡而发动机熄火，下雨天更是爬不上去。该处还多次发生车祸。

这“漫水桥”是1974年改狮子河时铺建的。桥面外侧已被洪水冲塌一个大坑，行车极不安全。笔者每次乘车过“漫水桥”时就会听到乘客议论：“狮子、花园怎么连一座小桥也修不起来？”笔者听了，心里实在不是滋味！2000年6月，笔者听说“漫水桥”之上至花园乡路面硬化工程即将动工，就向《蕲春报》写了封“狮子花园群众盼修花凉亭桥”的“读者来信”。6月29日的《蕲春报》在“盼回音”栏目发表了。由于狮子、花园两乡镇没有协商落实好所需经费，所以搁置下来了。

2001年3月，乡镇撤并后的新一届狮子镇党委政府领导一上任，就把修建花凉亭桥、硬化狮子街至花凉亭段路面作为第一项“民心工程”而优先提上议事日程。通过各方的经费筹措，6月初，花凉亭桥修建破土动工。6月19日的《蕲春报》在“回音壁”栏目刊发了“群众盼修花凉亭桥有了回音”的消息。8月28日竣工通车，《蕲春报》亦发了消息。

好心人，救救我女儿

2001年3月初，我周末回狮子老家，邻居邓桂生到我家诉说他13岁的大女儿邓新玲患阑尾穿孔病，由于没钱医治，直到生命垂危时才由女儿的舅爷凑钱送到花园卫生院做手术。不料，术后体内发炎，病情恶化，生命危急！万般无奈，只得把女儿送到县红十字会医院做二次手术。手术前，邓新玲用极微弱的声音哀求医生说：“请叔叔阿姨、哥哥姐姐这次把手术给我做好些，我家实在太困难了，我妈是盲人，我爸体弱多病，为我治病背了那么多债，我家今后的日子怎么过啊？”在场的医生听了都哭了！

桂生哥叫我帮他想想该向什么部门求救？我反复想过，直接向政府或民政部门求救难以解决问题，倒不如通过媒体呼吁求救更有效。于是，我就代邓桂生写了篇题为《好心人，救救我女儿》的求救信，并直接帮他送到《蕲春报》编辑部，交给总编室张志勇主任。3月15日的《蕲春报》刊登了这封求救信。

求救信见报后，狮子镇党委、政府及教育组领导非常重视，迅速开会研究决定4月2日上午在镇礼堂举行全镇各机关、学校和企业单位的党员干部大会，开展以救助生命垂危的邓新玲为主的全镇21名特困生献爱心捐款活动。现场捐款金额达11197元。镇委书记许俊良、镇长陈红各自带头捐款100元，来该镇指导工作的县委常委夏春明也捐款200元。

4月3日上午，镇委书记许俊良、镇长陈红、民政助理胡劲松、教育组长张新志等一行带着全镇党员干部的捐款来到邓桂生家看望术后的邓新玲，并嘱咐她病愈后要继续上学读书，只有读书掌握知识才能脱贫致富。

18公里票价2元，10公里票价3元；票价如此不合理，狮子群众意见大

2001年夏季，蕲春县客运公司与个体客运户联合经营。联营后从县城至各乡镇的客运票价都有不同程度的上涨，且服务质量不如联营前，各地乘客意见很大、反映强烈。又由于各线路涨价标准不一致，笔者每次乘车都见到有乘客与司乘人员为票价不合理而争执不休。举例来说，从县城漕河到刘河镇 18公里票价2元，而从刘河镇到狮子镇10公里票价却要3元。我就于7月下旬写了篇《18公里票价2元，10公里票价3元；票价如此不合理，狮子群众意见大》的“读者来信”到《蕲春报》，来信见报后，刘狮段票价降到原来的2元，漕河至花园乡的全程票价也由6元恢复到5元。

可是，刘河至花园段20公里票价仍然收4元（以前为3元），花园的乘客意见仍然很大。于是，我又写了一篇《18公里票价2元，20公里票价4元；票价依然不合理，花园群众意见大》的“读者来信”到《蕲春报》。来信见报几天后的一个上午，县运管所书记、所长和花园线的站长一行三人来到笔者所在的县三中（刘河镇 ）向我说明他们已经对花园线乱涨价一事作了处理，刘花段票价已恢复到3元。运管所还通过媒体向全县公布了举报电话，并设立了举报奖。

普通邮件为何这么缓慢并频遭丢失

不知怎么搞的，大约是2006年之后吧，普通邮件的传递速度缓慢得难以令人置信。18公里路程（县城漕河至刘河镇），会议通知走了4天还没到被通知者手中，你信吗？然而这是事实：蕲春县委宣传部11月10日从县邮局寄给笔者的会议通知，我13日还没收到，若不是会议的组织者把稳又提前电话通知我，那我14日就到不了会。14日下午散会回来收到通知后，看到信封正面县邮局盖的邮戳是“2008.11.10.15”，而信封背面刘河镇邮政分局盖的邮戳是“2008.11.13”。也就是说，这封信在县邮局“睡了”三夜两天多。2008年6月23日，我寄给本市黄州区（100公里两个小时的车程）黄冈师范学院夏元明教授的几本书，夏教授7月4日才收到。他5日给我发邮件问我“怎么耽误了这么长时间？”我暗暗叫屈之后只得实言相告是邮局给耽误的。更有甚者，我2007年12月中旬寄给广东韶关文友的两本书，一个月后他还没收到，我以为这次又丢失了（此前我给他寄过两次书他都没收到），没想到2008年4月中旬他来电话高兴地对我说：“胡老师，我收到了你去年12月中旬寄给我的两本书！”我说：“一天的车程走了5个月没丢失，已属万幸！应感谢邮局创造了奇迹啊！”

再说说我近期几次丢失邮件的例子：学校为我们船山文学社订阅了《中国校园文学》这份刊物。该刊今年第七、八期合刊采用了我“推荐点评”我校学生的一篇文章。八月中、下旬问了两次学校的收发员，她都说没有到，九月份又问了几次，还是说没有到。于是，我去刘河邮政分局问营业室的胡师傅，他查电脑里的分发记录，说7月中旬（他说的日期我忘了，好像是中旬的某一天）就分给了机关口的邮递员。我问机关口的邮递员，他说给我查一查，可之后他一直没给我答复。10月初，我只好给《中国校园文学》的省登宇编辑打电话，问他给我寄“样刊”了没有？他说7月下旬就寄了。我说我没收到，请你再给我寄两本行不行？他说行。可10月底我还是没收到省编辑“补寄”的“样刊”。无奈，我只得再次不好意思地请省编辑给我“补寄”“样刊”，省编辑11月10日第三次“补寄”的“样刊”，我终于在11月25日傍晚收到了！而湖北教育报刊社《高中生学习》编辑部10月下旬寄给我的第11期“样刊”也没收到。王君编辑说她的同事又给我“补寄”了“样刊”，可20多天了，至12月17日下午4：00发稿时，我还是没收到“补寄”的“样刊”。

我收、寄的邮件比较多。三年前，省城寄给我的邮件3～4天收到，北京来的邮件4～5天收到，深圳来的邮件6～7天收到。这几年汽车、火车不断提速，可普通邮件为何反而比以前缓慢了3～4倍的时间呢？是不是邮政部门把大量的人力、物力都用到邮政储蓄、卖酒、月饼和稻种及特快传递等“赚钱”的“生意”上去了，而把“普通邮件”“不当回事”随意“拖拖拉拉”乃至“丢失”呢？

这篇题为“普通邮件为何这么缓慢并频遭丢失”的读者来信，写于2008年12月17日，2009年1月4日《湖北日报》“监督”版刊发。当天下午就引来了烦恼：县邮政局监察室领导、笔者所在地邮政分局领导和邮递员纷纷找上门来，说:省、市邮政局长看了报纸非常恼火，都当即打来电话要我们迅速查处此事（省局局长上午8：30打来电话时报纸还没到县邮局），说这是邮政和电信分家10年来我局首次被省级党报曝光，这是有理投诉加曝光，省、市局要罚我们县局12万元，局长、分局长既要受处分又要罚款，邮递员要被辞退等等。一而再，再而三地要我写证明材料，为他们开脱责任。我说：“我写的完全是事实，怎么为你们开脱责任？”他们一连4天到我家来搅得我不得安宁，伤透了脑筋！就对他们说：“你们再来逼我，我就把你们这几天逼我的事又发到报社去！”他们才说：“算了，算了！”本来，我写此文的目的，是想通过媒体来促使邮政部门重视并加快普通邮件的投递速度，提高服务质量，岂料却惹来了颇多的烦恼！具体细节这里就不说了，免得又引来更多更大的烦恼。唉，写问题稿件会引来许多麻烦啊！

然而，当再遇到不平、气人之事时，我还是忍不住向相关部门和媒体发文求助维权。

买了劣质花生种，还受了两肚子窝囊气

2015年4月初，妻在单位附近捡了一块大约两分（0.2亩）抛荒地种花生。4月10日左右，我到街上一家种子店买了2.5公斤一袋“中花8号”花生种，8.5元1市斤（500克），计价42.5元，0.5元老板没收，实付42元。拿回种子后，妻剪开袋倒出种子一看，说：“这种子不好，颗粒小，还有不少瘪粒和死芽粒。”我说：“这袋子上标明的是‘河南省驻马店市泌阳油料作物研究所’生产优质花生种，你把瘪粒和死芽粒拣出来，把好的拿去种，如果不生或出生率太低，我再去找卖种子的老板。”于是，妻仔细地拣出瘪粒和死芽粒，大约有200克。4月15日左右，妻种下了花生种，还剩下300余克没种。

5月3日上午，妻到地里去看花生，大吃一惊：只稀稀疏疏长出大约三分之一花生苗，没出土的种子都烂了。而同一块地的两邻居同时种下的花生，出苗都在95%左右(自己留的和在其他店铺买的种子)。3日下午，我和妻子带着种子包装袋到店里向老板说明花生的生长情况，他不信，我们叫他到地里去看，他说不去。问他咋办？他说：“不生我有什么办法，该你倒霉，我也不是卖你一个人的。”我说张老板怎么这样说话？你卖种子的怎么不替买种子的负责呢？那我就问问工商的看他们管不管。张老板说：“你投诉吧，不管你向哪里投诉我也不怕。”

我当时就在他的店里拨了12315的电话，消协的一位女士回复说，叫我先拿买的种子到县农业局去鉴定，然后才能向他们投诉。我心里想，消费者维权还这么麻烦啊！于是，我又拨通了种子包装袋上的手机号，向接听的男士说明了情况，那位男士说他们生产的都是优质种子，没有劣质种子。我说，我种下的你们的优质种子怎么只长出三分之一呢？不料，对方不耐烦了，大声嚷着：”你买这么一点种子，根本不该给我打电话，你是一个坏人，我不跟你说！”啪的一声挂了电话。

唉！我怎么这么倒霉啊，买了劣质花生种，不仅没讨到一句好话，反受了生产和销售商的两肚子窝囊气！

回家后，我就把这件事的前因后果写成一篇《买了劣质花生种，还受了两肚子窝囊气》的文章，发到《农村新报》（湖北日报·农村版）去了。

5月6日上午，我又到县农业局执法大队去反映情况。一位队长说，《农村新报》）编辑部给我们来了电话，你的文章明天见报。你回去，我们明天上午到那家店里去处理此事。

第二天上午10点左右，我的手机响了，那位队长说他们已到了那家店里，叫我过去。我到后，店老板笑着向我道歉！并拿出42元钱赔偿我的损失。我没收。说：“我并非为了这点钱，你当时要是态度好一点，不说那些气人、赌狠的话，给两斤花生种我回去补种，那就什么事也没有了。”老板说：“是的，是的，是我错了！”而那位队长从老板手里接过42元钱要我收下。我还是推辞不受。队长说：“理是理，法是法，他既然错了，你也有损失，那就该受罚买个教训，这钱你一定要收下。”我说：“那就不好意思了！”

除了上述“读者来信”之外，我还写了一些赞颂农民的诗文，在报刊发表后，反响不错。这里略说一下我目前为止最长（17000字）的纪实文章《当农民的滋味》，副标题是“为五千年农民立传”。

该文2004年动笔，写了万余字搁了下来，2008年初才续写完。全文通过作者自己种田的亲身经历，详细记叙一年中几种主要农作物从种到收的全过程，再现了广大农民兄弟长年累月付出的是心血和汗水的辛苦劳动，收入却是最低廉甚至亏本的事实！奉献给人的都是粮棉油这些人类赖以活命的宝贵东西！文章的第一段是这样写的：

只要是吃饭穿衣的人，就不应忘记亿万辛辛苦苦劳作在田地间的农民——我们的衣食父母。他们付出的是蚊叮虫咬，流汗流血的重体力劳动，收入却很低微甚至亏本。他们才是真正的奉献者。我常在心里想，如果没有农民，谁也别想活命!

作者的本意是想让不种田的人看看这篇文章，了解农民的艰辛，同情农民的贫苦，政府给农民更多的优惠政策，使农民都脱贫致富！

2008年5月，蕲春三中为我编印了《胡景全教学、文学、新闻作品选》一书，该文收入“文学卷”中。2012年收入我的第一本诗文集《浪淘不尽风流人物》（中国文联出版社出版），同年在《蕲春文史》发表。2016年，该文又在《荆楚报告文学》创刊号“关注三农”栏目中发表。2017年，该文获得第七届“胡风文学奖”三等奖；2019年又获首届“湖北报告文学奖”优秀作品奖。

为弱势群体鼓与呼，是我一生不懈的追求！

作者简介：

胡景全，笔名胡言，本科学历，中学高级教师；湖北省作家协会会员、黄冈市中学语文研究会会员、县政协文史员、蕲阳诗社理事；1975年开始业余写作，在《人民日报》《中国教育报》《湖北日报》《黄冈日报》《民间文学》《荆楚报告文学》《宿豫文艺》《当代老年》等全国报刋电台发表新闻、文学及教学文章1600余篇首；曾获首届中国教师文学奖、首届湖北报告文学奖、连续6届胡风文学奖获得者；已出版诗文集《浪淘不尽风流人物》、《做中国人真自豪》；2000年创办《船山文学》至今，培养了田学超、范小语、康胜、肖晓雄、黄胜春、查章维、龚纯海等少年作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