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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革纪事:四百万斤小麦焚毁案

来源:中创文网 作者:赵瑜 时间:2022-05-04

山西文革谜团多。我选取一件当年影响重大的案子,做出粗浅报告。

长治武斗战火中,发生了400万斤小麦被焚案。如此重磅的粮食,是怎样被大火烧焦的?战后联字号执政,将对立派红字号刘周娃等三人绑赴刑场,执行枪决。他们的死,红字号自当喊冤。又因为执政者将烧毁后的黑面,在全市当做供应粮发放,食之难以下咽,千家万户便生出无尽争论,多年不得平息。

 

先看一下案情概况:

1968年2月17日,长治古城炮火隆隆,硝烟笼罩大地,空中飞机盘旋,抛洒漫天传单,北京最高当局针对晋东南地区发出了《二•一七通知》。在文革战场上,中央给一个地区单独发出停火通令并空投该地,实不多见。

大火发生在西关。案发头天,联军攻克红字号西关轴承厂,进而占领西关物资局红楼。红字号为了镇守城西门户,当晚重新夺回物资局红楼,反过来抓俘了长子县武装部守楼军人及民兵多人。次日早晨,即2月17日,红楼争夺战再次打响。按照战前部署,攻击城西任务归长子县民兵团。这时,该县大堡头公社民兵一部,在公社武装部长翟永泉带领下,向红楼攻击推进。同时有该县城关公社等民兵,配合攻打。而红楼西南一侧,正是长治面粉厂所在地,厂内屯集着大量小麦和玉米。由翟永泉指挥的大堡头民兵,带两挺机枪,首先占领此地,迂回登上面粉加工楼制高点,在楼上建立机枪阵地,向不远处红字号驻守的物资红楼射击。双方展开激战,从上午打到中午。红字号设立在城墙上的观察哨,紧急呼叫本派长运据点,要求炮火支援,向面粉楼上民兵机枪阵地实施炮击。红字号长运据点的淮海炮队120重炮阵地,即向面粉厂联字号民兵开炮多发。

红字号长运武装的头头之一,名叫刘周娃,也是一位复转军人,原在某车队担任指导员。这一天炮击西关面粉厂,他身在长运。所发120炮弹,确有5至6发打在了面粉厂内。前头讲过,红字号炮手多为淮海兵工厂技工,打炮甚为熟练,且训练有素,开炮的准确程度超过了军队正规炮兵。

物资局红楼处在严重攻击之下,准确的炮火支援亦不能解围。午后,联字号民兵迎着炮火攻克此楼,红字号武装弃楼奔逃而去。联字号民兵随即抬着一名牺牲战友,撤离战场。这时,面粉厂内的粮垛大火,已经熊熊燃烧起来了。

大火烧了四天四夜,滚滚浓烟笼罩上党古城。从判决书上看,共计烧毁小麦4205120斤,玉米60000斤,麻袋1500条,枕木1000根,苇席3600领,平房三间。后来,省地市联合调查组核实认为,以上烧毁小麦及玉米的数字略有夸大,但毁粮数字相加仍在400万斤以上,足够万余百姓生活一年。

联字号执掌政权后,于1970年4月12日对此案做出判决,定性为现行反革命大案,对红字号长运头头刘周娃、淮海厂驻长运炮队队长张坤、炮手赵文富三人宣判死刑,立即执行;同时判处另一名炮手龚年生重刑20年,判处同案王海水有期徒刑五年。炮手龚年生死于狱中。

对此,红字号长年申诉不止。

在国务院敦促下,此案于1975年元月及同年夏季,由省地市三级联合调查组进行过两次复查,结论不一。次年元月,省地市进行了第三次复查,仍未得出准确完整的结论。

到了文革结束后,1977年11月山西省高级人民法院重新审理了这一大案,并以晋法刑一(1977)96号文件,对此案做出批复,指出这是一桩错案,应予纠正。但是,刘周娃等四人俱已命赴黄泉,人死不能复生了。

这次复查留下了巨大悬念,称〝此案由公安机关继续侦破”。

熊熊大火究竟是怎样烧起来的?刘周娃等人当天确实发射重炮增援了战场,但120炮弹能否引燃粮食?如果不是炮弹引燃粮垛,又是何人纵火?当时,红字号武装集中在物资大楼抵抗,现场只有联字号武装一方活动,如若纵火,又是何人下的命令?

这些问题,像太行山峦一样沉重。疑团一个接一个,多年缠绕在晋东南民众话语中,至今仍在继续。

以上,是本案概况。

我对晋东南文革历史的采访考察,当然绕不开这一重案。在调研中得到了不少材料与线索,但我无力做出结论。我只能把相关材料客观地转述给读者们,藉此看一看文革所造成的两派斗争,到底有多么尖锐复杂,又是多么残酷。

 

先看一下被枪决的刘周娃。1968年刘周娃35岁,他是雁北地区代县人,说一口晋北话。参军吃粮,赴朝鲜打过大仗硬仗。转业到地方,是营连一级干部。文革爆发,刘周娃站在长运主要领导郭有山等人一边,与另一派对立渐深,逐步从单位走上社会,成为市区红字号首领之一。联字号在战后即1968年4月5日发出针对长运红字号头头的《通缉令》,第一名是长运“走资派”郭有山,第二名是长运红字号总指挥李天和,第三名就是刘周娃了。联字号通缉了长运八个人,形容他们的身材都是“身高五尺”,说刘周娃是个“元方脸”。刘在群众中威信较高,会打仗,很勇敢,兼任红字号西郊北郊联防副总指挥。头年冬,长运这个市内要害之地本是联字号占领的,年底一战,被李天和、刘周娃等率部夺回,炸毁了长运联字号总部,联字号被迫撤出。红字号建立火炮据点。不久,发生了红字号伏击的“1•16事件”,长运成为关押李顺达等数百名俘虏的第一站。在这里曾经捕获了粮机厂联字号头头徐公达。

长运公司武装部和晋城四新矿及高平多个公社武装部一样,不听军分区的,却携手奋战于红字号阵营。据点里武器装备很强,计有轻重机枪六挺,多支40火箭筒,各种冲锋枪、步枪近二百支,手榴弹管够。为加强这一咽喉据点,红字号西招总部派出淮海厂120重炮分队,由王七孩、张坤等带领,长期驻扎,对付联字号从城区北部或西部的进攻。这支炮队有时也由刘周娃协调指挥,压制和报复联字号粮机厂、党校等地的频繁炮击,同时火力援助红字号守城诸据点。从这里发射的120炮弹,均由淮海厂源源补给,先后开炮5000余发。以长运及英雄街为轴心,周边相互依存有红字号市运、市招、二中、手管局及市建大楼等据点,形成市区北部防御体系。元月16日夜间联合伏击作战,获得全胜。

刘周娃成了红字号城北守军一员主将。

双方打到二月底,联字号配合北京军区所属野战军推进,红字号势成危局,各路将领聚集淮海厂开会,商讨对策。有文棋等人提出,红字号保卫长治的力量虽然不弱,兵力可达一个师,但据点广阔,分散守城,不利于机动作战,形不成拳头。是否考虑先从整个市区撤下来,把精锐武装力量统一撤到南郊淮海兵工厂,集中保卫这片根据地,然后等待时机,再从南郊反攻作战,重新夺回城市。针对此议,众首领反弹强烈,认为撤出城市就是承认失败,此议不妥。而情绪最悲愤的首领,要数刘周娃。据杨万盛回忆,刘周娃闻言当场就哭了,他说,长治城让人家打烂啦,如果我们撤出,怎么对得起无数的死难战友,怎么对得起千千万万红字号群众?撤出来容易打回去难,放弃长治城,我们这些头头怎么向老区人民交待啊!——从这个细节看,刘周娃这位复转军人,很有些憨实执拗的个性。

坚持到三月中旬,长治古城在烈火硝烟中被多路野战军和联军占领,红字号战场失败,首脑骨干们开始了漫长的流亡生涯。胜利者随即展开追捕通缉。据前述《通缉令》称,长运红字号几个头头“伙同长治银行坏分子,谋取国家巨资十二万元,携款潜逃”,也不知有无根据。

问题在于,武斗战火尚未完全停歇,各项大案不曾展开侦破,联字号在4月5日印制的《通缉令》上,便已经把400万斤小麦焚毁的罪责,明确安到了刘周娃头上。2月17日案发时,红字号重要头头、淮海炮队队长王七孩,人不在长运。否则,王七孩必将成为“首犯”。王七孩不在,刘周娃顶,《通缉令》先是列举刘参与策划了几大事件,之后即言,“该刘亲自指挥向粮机、大修、锻压、长缝、内燃等地炮击,发炮六千多发。仅往面粉厂开炮即烧毁国家小麦四百余万斤,直接影响了全市粮食供应。毁坏国家财产价值数千万元”。也就是说,这项罪责在审理案件之前已经判定。

 

刘周娃最后怎样落入对立派手中,过程不详。总之,诸多红字号头头流落外地,苦撑一年两载,大势已变,无法生存。中央迭次布告通令全国,谁也没有能力逃脱红色罗网。他们或被集体遣送回来,或先后被擒,或无奈间斗胆自返上党。时代管制严酷,生存环境逼仄,彼时的中国,足以令任何人走投无路。刘周娃和高平乔高升等人一样走不脱。

案件审理的过程正是派战斗争的延续。刘周娃态度强硬,他承认在武装冲突中向西关等地开过炮,但力辩淮海厂生产的120炮弹,不具备燃烧性能,不可能大面积焚毁好几垛粮食。到后来,他干脆拒绝乃至对抗审讯。有关材料证实了这一点。如1975年6月26日省地市三级调查组报告称,“经查阅原卷各犯口供笔录,內载刘周娃拒供,其余参加打炮的人先后供认打炮是实”。就是说,在审理此案时,刘周娃拒不承认罪名。

最初的审理者,是晋东南军分区侯副参谋长为首的地市公检法军管会。刘周娃很硬,军管会当然也很硬。大火现场只有联字号武装单方面活动,红字号如果不承揽炮火引燃粮食罪责,这案子简直没法收场。按照红字号说法,那一场场大火,是联字号为进剿红字号制造口实,蓄意纵火,反陷对方。联字号当然不会承认这一点。

两厢对抗,地区公检法军管会坚持判处了刘周娃等三人死刑,并报请省公检法军管会核准,在长治市召开公判大会执行枪决,时间定在1970年4月26日。红字号干群闻讯,无不震惊焦虑。

 

紧要关头,又生故事。

采访中,我得到长治市老干部付安荣写于2000年10月13日的一份材料,红字号观点。他回忆了刘周娃等人死前的一些情况,付安荣写道:

“1970年4月,地市判决了刘周娃等死刑,省里也已经批准了。于是,长治市有人紧急到省革委向王庭栋和陈永贵副主任等领导揭露案件真相。王庭栋等同志很重视这一反映。当时,长治市即将召开公判大会执行死刑,时间定在4月26日。王庭栋等同志将案情疑点报告省核心小组,要求对刘等暂缓执行死刑,并迅速复查。当时的省革委主要负责同志表示同意延缓执行枪决,并让王庭栋同志负责向晋东南传达延缓执行枪决的决定,枪下留人,同时由王负责组织复查。枪毙刘的前一天,王庭栋同志于4月25日上午从太原乘车,专程来长治传达延缓执行的决定,当日下午到达。不料,长治方面却在这天上午,对刘周娃等人提前执行枪决了。王庭栋同志刚刚没有赶上。”付安荣材料认为,这是省地同一派人上下合谋对抗缓刑的一个恶果。

这个说法并非付安荣一人所言,我在采访期间还听到了好多次。

刘周娃等三人提前一日被枪决。当时,我的不少老友还去了刑场,凑热闹,看行刑。据和平医院医生申永平先生回忆,当天上午他与小伙伴跟着人流奔跑至东郊野地里,挤入行刑地点,他靠得非常近,亲眼看到刘周娃昂首走上刑场,保持着军人式的镇定。接下来的一幕让他终生难忘,他说,刘周娃头部中枪栽倒于地,脑浆迸裂,人群哗动,突然,几个中年妇女,大概是肺结核等病症患者,迅疾趋扑向前,掏出白面馒头来,就地蘸上刘周娃的脑浆就吃,还要趁热抢吃,生怕动作慢了吃不上,一位妇女吃得满嘴漓漓拉拉,白色的是脑浆,红色的是鲜血。申永平医生向我讲述此事时,呲牙咧嘴,满脸褶皱开花,仿佛他也吃了什么东西却咽不下去,“真恶心,恶心了我好多天哩!”申医生痛苦地强调说。

鲁迅先生笔下写了早期革命者夏瑜被杀后,脑血被华老栓当作治疗痨病的妙药,也吃了人血馒头。我说不清长治故事与鲁迅故事有什么不同又有什么相同处。文革中牺牲的战士们,也是一种革命者,他们所投身的那场运动,本身就叫文化大革命。

病弱妇女刑地争吃人脑,新旧故事似曾相识,不算稀罕了。而在晋东南文革中,还有一例,情景却有不同。武斗战后,晋东南各县也在枪毙红字号骨干,某县坐阵指挥的军管会首脑姓张。他当然不会像山乡妇女那样,不分场合去争去抢,然而在人脑可以大补疗病这一点上,他与山乡妇女们却有着共识。该县郝国生、王文则两名红字号头头被枪决后,公检法的人,谨慎而恭敬地把那人脑用容器盛了回来,献给了这位领导。他是在家里吃的,吃得很从容,不慌不忙,也许还采用了其他更香甜的吃法,或放些佐料。有感于斯文。这一事实,文革后被揭发出来,诉状报到地区中院和省高院,也无法定取什么罪名,不了了之了。我见过这些材料,因未经详察,不细说也罢。当年曾在该县工作过的老人,向我谈起过这桩事情。基本事实是一致的。

知广西文革两派斗争中,多次发生过人吃掉人的内脏器官之事:由于革命仇恨,也由于古远恶俗,有朋友据此写了著作加以披露。晋东南文革中,晋城长畛洼惨案和徐公达案,都发生了割掉生殖器的事,潞城县发生了一派用铁锹炒吃对立派头头生殖器的事,这不,又有军人从容吃掉了对立派人脑。刑场上,刘周娃等人的脑血亦被妇女们抢吃精光。

我们该说些什么好呢?去谴责具体的什么人吗?丹诺说过:“我恨罪恶,但从不恨罪人。”我们无奈,历史被多年掩盖,没有答案。 

 

刘周娃的生命结束在刑场枪弹下,脑血被人吃掉。而“小麦被焚”之争远未完结。我们接着分析此案:

定案之前,联字号公检法机构同样要做侦察补证工作。这倒不是因为法制观念有多么强,而是为了对付来自红字号干群以及高层对立派首脑的压力。两派有着针锋相对的指控,斗争尖锐,联字号必须把案子搞成铁案。

全国公检法实行军管,晋东南地区主官,是军分区侯副参谋长。这里将名字略去,简称公检法侯主任。侯主任身负一系列大案要案审定重责,他必须维护和完成联字号上层集团的共同使命,继军事冲突武装斗争之后,还要充分运用公开的法律利器,完全彻底打败红字号集团。激战之中,三日之内,长治连发三场大火,浓烟蔽日,损失畸重,万众关注。侯主任肩头担子不轻。

现场刑侦勘测,寻觅相关证据,要推演出对立派罪恶结论,有利于判决,防患于复查。

四百万斤小麦焚毁案,上下影响巨大,必须由刑侦专家拿出现场勘测依据。如此关键的工作,历史性地落在了一位老警察头上。这个人,就是地区公安处业务骨干,痕迹专家关顺义。他的另一个名字,恰巧就叫关键。此前两年间,关顺义并未陷入两派决斗,处在相对中立地位。他是公安处中层干部,大小算个“走资派”,早就靠边站了。

关顺义又名关键,平顺县人,抗日期间他还是个少年,为驻扎山乡的中共政权做事,是平顺当地较早入党的一批人,与著名劳模李顺达是熟识的。用他的话说,是共产党一手把我拉扯成人。在老关那里,党是衣食父母。他不要什么派组织。对于红字号和联字号两大阵营,他认为双方都已疯狂。关顺义在文革自述材料中写道:

“1967年7月,红字号围困军分区,还成立了为王尚志报仇大军。我对红字号的人说,你们这种说法不妥,王尚志案件并没有定性,到底是自杀还是他杀,现在并无结论,如果最后定性是自杀的,你们报仇不就错了吗?这一说可闯了大祸,立即遭到了红字号的围攻,并把我抓到专建进行威胁,要堵我这个刑侦人员的嘴。因此,我认为红字号认派不认理,不让人说话。

“过了一个月,到8月23日,公安处的联字号找我说,红字号今晚要来抢档案,你必须躲一下。我说咱公安战士,保护档案是天职,怎能临阵脱逃贪生怕死?其实这是联字号调虎离山,想让我走开,抢走档案使用,再嫁祸给红字号。当晚,我没有走,联字号潞中红卫兵闯进了办公室。我明确表示,抢档案是反革命行为,当场遭到他们的围攻,本机关的联字号也来助阵。结果,他们强行把档案抢走,转移到了医专文革。联字号同样认派不认理,两派置国家法律于不顾,已经到了无法无天的地步。通过以上两件事,我认为红字号、联字号都不讲理。所以我哪一派也不参加,不支持,我是党的人,维护党性,不要派性。”

这是老公安关顺义对待两派的态度。文革后期,地区革委会领导公开表扬了关顺义,说如果晋东南多一些关顺义这样的人,文革就不会搞到这么糟。

以下是案情关键:关顺义所写的反映材料,说明了围绕小麦焚毁案的恐怖情景。我有幸得到了这个材料,且是两份。一份是文革中写的,一份是退休后晚年写的,详略不尽相同,基本情况一致。老关材料开头说,“我出生于1933年7月6日,山西省平顺县阳高乡南庄村人。原任晋东南地区公安处政保处长和文检工程师两职。1985年撤地建市后,在晋城市公安局任同样职务。1993年退休”。以此推算,1968年武斗时,关顺义是一个35岁的壮年人。

他写出了审勘此案的来龙去脉:

1968年2月,长治武斗严重。因怕两派到家属院抢走粮食,我把家里的口粮藏在了地区公安处办公室。2月下旬的一天,炮火未停,我去机关取粮。碰到了从淮海厂生还的李顺达,他和军管会侯主任在一起。侯便问我:“人家都参加两派战斗去了,你还在机关呀?”我告他们说,人家哪派也不要我。侯说:“那正好,你两派都没参加,现在派你去勘察几个武斗现场,要作好记录和证明。”我说可以,不过有个条件,如果我在勘察现场时被炮火打死了,你们要按烈士待遇。李顺达当即说:“这能行。”

我接受了任务。从第三天起,我开始到西关面粉厂等地进行刑侦工作。经过勘察发现,所谓红字号打炮烧毁400万斤小麦一案,完全不是事实。联字号的说法不过是为了给程首创和红字号造罪。面粉厂大院内从南到北有三垛小麦,最后一垛是玉茭,占地宽阔,全部烧焦。但落炮弹的弹着点并不在这里。而北面一个粮库,也垛着小麦,落了炮弹,却没有起火,小麦还是好好的。说明炮弹不能引燃小麦起火。我勘察了起火点,首先是从南数第二垛小麦烧着的,并发现麦堆有棉纱烧完后的痕迹,而且有机油味儿,说明属于人为故意纵火,烧毁了三垛小麦和一垛玉茭。

关顺义这位刑侦专家,所要强调的结论是,“落弹的粮垛没有起火,起火的粮垛没有落弹,棉纱痕迹和机油味儿证明人为纵火”。这个判断对于联字号来说,万万不能接受。因为现场只有联字号一方队伍在活动。不仅此案,关顺义还对医专大楼焚毁案、地区药材总库焚毁案,也做了勘察,其结论同样否定了红字号打炮引燃的说法,所谓红字号三大要案,在一名刑侦痕迹专家这里被全盘否掉。

我们接着看一看关顺义的悲惨命运:

我将以上勘察结果一一向侯主任作了汇报。侯主任直言不讳,命我立即将三大案子一律改为红字号打炮引燃。我当场表示:这可不能改。公安工作只能实事求是。这样的大案,将来要写进晋东南的历史档案,我关顺义不能当历史的罪人,不能愧对上党儿孙后代。弄虚作假的事,我不能干。

侯主任一听就火了,说:“中央都确定了红字号的罪名,能叫你推翻?这里是我军管你,我叫你死你就得死,我叫你活你才能活。现在两条道路由你挑,你要把结论改过来,将来,公安处长由你当,你要是不改,你就当专政对象!两个选择,现在你给我明确表个态!”

侯主任这人我知道,他绝不是吓唬我,他从来说到做到。我考虑到了个人安危,又考虑到,如果我改变现场勘察的实情,那么,就不是打倒一个程首创的问题,而是凭借我的勘察报告,要杀掉更多的红字号群众,我也就成了刽子手。一想到这儿,我便答复他:这不符合党的实事求是政策,咱们都是党员,现场记录不好改啊。

侯主任一听,气炸了,说:“什么是党?党派我来这里负责,我就是党,我叫你干啥你干啥,就叫实事求是!我叫你干啥你不干啥,谈什么实事求是?”他这样说,我更不改了。一个解放军的军分区副参谋长,能说出如此水平低下的话,还跟他争什么?最后我也火了,表示说,你就是杀了我的脑袋,我也不改!我本来就是冒着乱枪打死的危险,去勘察现场的。

二人彻底谈崩。关顺义为了坚持自己的勘察结论,甘当专政对象,冒了生命危险。老公安关顺义,十分清楚自己的险境,他必须采取措施:

我决定,立即回到平顺山区避难。当时,武斗刚刚平息,解放军还在全城戒严。万幸的是公安警察有军装,有领章帽徽,不然我是很难通行的。经过了69军的层层封锁线和联字号的一道道关卡,我总算回到了南庄村老家。想不到,联字号一个武装小分队,很快就追到了我家,二话不说,把我和我老婆一起抓到了县城。这些人荷枪实弹,并不再审问我什么,显然是执行上级命令而来。当晚,一个头头对我宣布:“奉地区公安处命令,我们必须处死你,现在就执行!”他们没有任何废话。这真是到了最后关头。我知道这一定是军管会要杀人灭口。怎么办?紧急时刻,我急中生智,捞到了一根救命稻草。我说,你们要杀我可以,但在处决我之前,我有个要求,我这次回来,李顺达同志是知道的,你们去问问老李,如果他说要我死,你们就杀,如果他不要我死,你们也算完成了任务!……是李顺达这张王牌,让我留下了性命。

关顺义虽然保住一命,却从此受了大罪。他无可逃避地成了专政对象。免去枪杀之后,他即被押解到了联字号襄垣县“五阳矿集中营”。前章有述,襄垣是胜利者惩罚对立派最集中也最严酷的地方,刑法千奇百怪。用关顺义的话说,“他们像对待炭块一样对待人。打手们一天不打人,就像大烟鬼抽不上大烟那样难受。我终生也忘不了那种非人的生活”。由于关顺义案情“关键”而又特殊,在关押他的同时,连他的妻子也一块关押进来。

实事求是,果然要负出惨重代价。

 

文革后一部国产电影,叫《带手铐的旅客》,说的正是公安战线上老关这类人的凶险命运。可见文革阴谋与公安职业之间,矛盾深刻而普遍,生死悠关,最能考验一个人的魂灵。

关顺义必将继续经受磨难。数月之后,他从襄垣集中营转移到地区公安处后院儿禁闭室,单独关押:

把我关进禁闭室,侯主任还是要我修改勘察记录,我死里逃生,早已下定决心不做这种昧良心的事。他们便采取饥饿办法,一连五天不让我吃饭,不许喝水。第五天,我已经饿得不知道饥饿,转入迷迷糊糊状态,连舌头都不会打转了。我心里清楚,在平顺时,是李顺达同志不让打死我,他们杀人灭口的目的才没有达到,现在要用饿死我的办法来杀人灭口。我挣扎起来,写了一个字条,把字条藏在鞋里,意在告诉亲友,我不是自杀,而是被蓄意害死的。

正在这时,李顺达同志派司机来寻找我,并通报侯主任说李要找我面谈。这才用车把我接出去,吃了点东西,去到防疫站谈话。李顺达竟然也劝我说:“烧小麦,烧药材公司,烧医专大楼,这三个案子中央都已经批了。你把你侦察的东西,改成红字号炮弹打着的,不就算了嘛。中央都批了,你改一改怕啥!”我对老李说,他们这是欺骗中央,中央不知道真实情况。老李说:“你不改有甚用?你又去不成中央反映!我就是当了中央委员,说话也不顶个事,你能咋?你坚持不改,人家肯定不会放过你,这些大案的结论,关系到军队在全省全区支左大方向,谁还能顺从了你的意见啊?”我说自己干了半辈子公安,从不敢跟党说假话,将来查清了这些案子,咱们怎么交待?老李你多年来总是教育我们要忠诚老实,如果我那样做了,也对不住你老李呀!我是相信李顺达的,包括他自己也是人家连哄带骗拉进联字号的,他跟那些军政首脑们并不一样。

说到这里,老李不吭声了。我感激老李,是他在平顺救了我一命,现在又是他把我从即将饿死的危难中救了下来,我来生变牛变马也报不完他的大恩。这时他也很为难,就说:“不改就不改吧,但你决不能把案子实情往外头传播。你保证不往外头讲,我就去跟人家说说,保你一条命吧!”我不愿再让他老人家生气,就只好回答说,老李,不往外头讲,这一点我能办到,何况我现在住禁闭,又能给谁讲去?

老李叹气说:“可怜你从小就跟上了党,咱平顺人跟上党你是很早的,比我还资格老哩。”

吃上饭,喝上水,李顺达亲自陪我回到军管会,是地革委司机崔和青开的车。老李专门来找侯主任讲情,我心里非常感动。

李顺达当住我的面,诚恳地对侯主任说:“那几个案子,关顺义不愿意改,我担保他决不会说出去,我看就算了吧!他很小就参加革命了,把他毁在咱们手里,不好啊。”侯主任听了,严肃地问我:“关顺义,你保证不往外说?”我做了保证,还是那句话,现在我这个样子,长期禁闭,让我跟谁说去!侯主任还是不放心,便指示警卫,仍押我回禁闭室继续关押。

1969年,直到清理阶级队伍之后,我一直被禁闭管制。因我原先管过敌特档案,其间,他们让我立功赎罪,命我揭发程首创的国民党特务问题。我实在揭发不出来。没有立功表现,仍继续关押。

直到1970年,刘周娃等人被枪毙,又到了林彪事件以后,我才活着走出那间禁闭室,获得久别的自由。之后,我写了申诉材料,向党组织如实反映了以上情况。

1975年,地区书记李维彬曾在会议上公开表扬我。想一想在文革中,要保持不说假话,真是太难了。

文革过去十几年后,大概是1991年吧,这位侯主任癌症病重。我经过考虑,还是去医院看望了他,想听听他后来的态度。我能去看他,他根本没有想到。侯主任在病床上流泪了,他握住我的手,痛苦地说:“谢谢老关来看我,那些年我害过你啊!但是,希望你也理解我,那是一个特殊时期,革命军人服从命令是天职,我也难啊,你就不要太计较我啦!”

这是一段多么沉重而又复杂的往事。而今,职业军人侯主任和老公安关顺义,还有李顺达,俱已逝去,我未能在此之前寻访到他们,甚为遗憾。他们之间的生死恩怨,教人长叹长思。

关顺义对于案子的侦勘结果,在联字号定案中当然不会采纳。悲剧在于,老关不按照军管会意图办案,毫不影响判决的实现,毫不影响利益集团重新组成专案组,把案子办下去,并且办得周密细致可供判决使用。关顺义忠于组织,坚持党性,而党在哪里?事实上,关顺义坚守了一个正直的太行山人的良知。那位书记说的对:多一些这样的人,文革就搞不到这么糟。

事态继续发展,高潮还在后边:自1970年4月枪决了刘周娃等人之后,围绕此案的纷争愈演愈烈。

 

武斗中,以退伍兵为主的长子县民兵团,开赴长治作战,在“前指”部署下打了一个多月。第一仗打掉了红字号市建公司据点,第二仗参加攻打轴承厂,第三仗从面粉厂突进,攻克物资红楼,发生了小麦焚烧的冲天大火。民兵团指挥官由长子县武装部刘团长担任(略名),大堡头公社武装部长翟永泉是副团长,率领一个独立连,为全团打主攻。有个很特殊的情况是:长子民兵团的刘团长,文革中转业,被安排到长治市中级法院出任了副院长要职。如此一来,要通过法院复查小麦焚烧案,其立场完全可想而知。刘副院长本人在那场战斗中,也曾亲临面粉厂前线。

翟永泉率领大堡头独立连,通过面粉厂攻打物资红楼,时间是2月17日上午,打到午后小麦起火,成为历次复查的重点。但在头一天夜里零点前后,实际上已有另一支民兵队伍约三十多人进驻了面粉厂,其中包括长子城关民兵连的人,当夜驱逐原厂留守职工,占领了该厂。这支队伍要干什么?与次日早晨前来攻击红楼的独立连是否执行同一任务?在后来的复查中未见说明。前后两支民兵队伍,同属于长子县民兵团。先后参与此地作战的长子县民兵,还有常张民兵连、城关民兵连、鲍店民兵连,战场上人员众多。

关注此案的人,都对长子县民兵团指战员产生了怀疑。战斗中,虽然还有其他联字号武装人员到过战场,但时间一长,人们也忽略了。从各种复查材料中可见,涉及最多的部分总是离不开长子县民兵团。

这位直接指挥战斗的副团长翟永泉,是个强健的山东人,1949年以前与国民党打过仗,随21军赴朝作战同样打过硬仗。文革武斗战后,被提升为大堡头公社革委会主任。一度时期,红字号上下全垮了,此案表面上波澜不惊。翟永泉在武斗作战中挨过炮弹,脸部负伤。这时,伤口也已经痊愈,渐渐在脸上结出了一道疤痕。

这一切都过去了吗?不,到了1973年秋冬,翟永泉主持下的大堡头公社内部积累了许多新矛盾,且日趋尖锐,不可调和。进入1974年春夏,平地惊雷起,该公社曾赴长治参战的部分民兵,如班长李、机炮排张,一名胡战士和两位姓常的战士以及通讯员等,联合状告翟永泉,并先后赴地市公检法和省城太原等地,揭发翟永泉在战斗中纵火焚烧了400万斤小麦。

这些重磅揭发材料,通过家住长治的离休老干部李时哉,于1974年11月转寄给中央政治局周恩来、江青、李先念、华国锋等领导人,“并托交我亲爱的毛主席一阅”,遂引起高层震惊。国务院于年底致函山西省革委会,责令查处。

李时哉是晋东南籍老干部,行政十二级。文革之初曾被地委派往晋东南医专(今长治医学院),担任工作组组长,是联字号造反派早期批判的老干部之一。现在他给党中央致信,内容简明扼要,一石激起千层浪,引发了一场旷日持久的连续复查。起直接作用的,还是长子县参战民兵的揭发材料。这些材料真真假假不好论断,却呈现了一幅罕见的农民战士进城武斗的文革战场图景,值得今人一览:

李班长写道:“在这次战役中,翟永泉亲手用炸药包炸毁了大楼一座。打下市建后,我们抢走市建四卡车财产,有电器设备、布匹、药品、电线等,拉回了大堡头公社。给我们每个战士加发工人工作服一套,也有拿两三套的。我们发现市建红字号据点还剩下两头猪,翟永泉便举枪对准猪头,连开两枪,一枪一个,打死了两头猪,我们杀了吃肉。配着白面大米,大吃大喝,在长治进行了一个多月的阶级弟兄互相残杀。”

常战士写道:“从那年元月份开始,公社就命令我们参加复员军人会议。集中进城,组建了长子县民兵团。专门把我们大堡头的退伍兵编成一个独立连,由翟部长带领打主攻,首先在长治打下市建就地驻扎。2月17日早晨,全连正准备开饭,动作快点的吃了个半饱,动作慢点的还没有拿碗,翟部长就来了个紧急集合,说团部紧急命令,要我们去解救常张公社的民兵,说他们昨日夺取物资局红楼后,又让红字号把他们反包围在里面了。我们立即出发去打这一仗。”

机枪手陈战士写道:“我所在的机枪班是四班,三个人管一挺机枪,我是正射手,两个副射手都姓任。先出发的两个班一共带了两挺机枪,还有手提式冲锋枪和七九步枪。我们从木材公司接近面粉厂,以战斗姿态前进到磨面楼下,听见楼上已有城关公社的机枪在射击,正往下抬一名伤员。我们也很快登楼,架起机枪向红楼射击,掩护翟部长指挥从地面进攻。”

胡战士写道:“进攻以前,刘团长和翟副团长拿着望远镜,对红楼火力点进行观察,看地形。红字号火力很猛。然后,翟部长带领一个班迂回向红楼冲击。”

张战士写道:“翟部长带领我们班,首先进入邻近红楼的一间北房。从北房后墙掏开一个窟窿口,我们决定从这里突进去。红字号的机枪立即封锁了这个口子。在火力中断的片刻,翟部长带少数战友从口子先冲了过去。对方继续射击,等到换子弹时,我们也冲了过去。一出去就卧倒。这时,对方向我们连续打来了炮弹,把大楼上窗户玻璃震得直往下掉。”

翟永泉本人在交待材料中写道:“我带领战士们从北房后墙冲出来,对方火力很凶,无法接近红楼。我在隐蔽处派通讯员返回面粉厂,向坐阵指挥的刘团长请求援兵,说我们人太少,打不进红楼去。通讯员冒着炮火回来传令,说暂时没有援兵,刘团长让我们自己想办法攻进去。……我们又射击了一阵子,待无回射,这才大胆向红楼靠近。后面留一挺机枪掩护。”

常战士写道:“我们接近红楼后,工事里面没了动静。见红楼西南墙上有个缺口,可以打进去。翟部长当即向缺口里甩入两颗手榴弹。待手榴弹爆炸后,我们从这里冲了进去,是个厕所。红字号已经撤退了。在搜索中,见二楼楼板上有一具尸体,是我县常张公社的民兵,后来知道他叫牛翠英,身体像个大字一样死在那里。我们缴获了一个炸药箱,两箱手榴弹,两个掷弹筒。原先命令说让我们留守红楼,后来翟又传令说,仍由常张公社一个排守楼,我们撤下去。这样,我们就用担架抬上尸体,抬上战利品,撤离红楼。从原路返回面粉厂时,粮垛上的火已经不小了,突然有一个面粉厂的职工跑过来,说担架上盖尸体的棉被是他家的,我们没理他,被子也没给人家留下。这时,面粉厂里一片烟火,太阳就要落山了。”

胡战士写道:“几天前,我们在连部门口,刚刚给战友李小根开了一个简单的追悼会。翟部长让大家脱帽,静默三分钟。全连战友都哭了。李小根是在打轴承厂时让炮弹炸死的。追悼会上领导说,打仗就会有牺牲,大家不要哭,要化悲痛为力量,为烈士报仇。打红楼这一仗,常张公社牛翠英又牺牲了,他们那边也要开类似的追悼会。”

从以上诸战士的材料看,翟永泉部长主要在第一线指挥战斗,前后历时六七个小时。诸战士在写了战斗经过的同时,也写了“翟永泉烧小麦”的经过。其中一份材料中说:“中午前,翟永泉命令一个班占据面粉厂大楼打掩护,又命令一个班,出东门进攻红楼。两个班分配任务完毕,翟仍然留在厂院内小麦堆前。红字号尚未打来炮弹。这时我在大楼上亲眼看见小麦着了火,翟永泉偷偷摸摸从小麦东墙根一个窟窿口爬出来,火逐渐烧大了。”——另一名战士证明:“我看到翟在南边第一堆小麦的西南部,用点燃的油棉纱向上扔。”还有一名战士写道:“我在山墙角碰上翟永泉手抱棉纱往小麦堆走,路上也掉有棉纱。当时我不知道这是怎么回事,后来才看到麦垛上冒了烟,风往南刮,烟冒得很高,也往南冒。”另一名战士写得更具体,说:“一班出东门后,我从大楼上看到,翟一手提着手枪,一手将点燃的擦机器的旧棉纱往小麦垛上乱扔。麦垛上盖着苇席,所以扔上棉纱,就着起火来。过了一会儿,我再看时,小麦垛上一堆一堆的小火都着了。到中午左右,火越来越大了,差不多有一两间房那么大。”注意,油棉纱,这一点与关顺义的现场勘察吻合……。有些揭发者还在材料结尾处表示:“此事发生以后,我一直很害怕,不敢对人说。经过批林批孔运动的学习,思想不断提高,认为隐瞒错误是不对的,是对党对人民的不忠诚。现在我要以五不怕的精神把事件真相揭露出来。我所反映的情况,如果有出入,我负完全责任,如果是假的,我情愿受到国法制裁,罪加一等。”

 

老干部李时哉,就是将这样一批材料转给了中央高层,四百多万斤粮食被烧毁,还枪决了多名对立派,大案惊人,何其严重!故而迭有要员批示追查。到1975年元月至7月,山西两度派出省地市三级联合调查组,赴长治展开凌厉复查。次年元月,省地市组织了第三次联合调查。这一系列的追查审案,在晋东南两派之间再次掀起狂澜。

当时的政坛背景是:以江青狠批山西戏剧《三上桃峰》为导火索,坐镇数年的山西领导谢振华、曹中南,突然失势,以陈永贵和老干部王谦为首的新班子上台。三晋局面翻了烙饼,联字号一派将要走背运了。再者,从1975年初开始,全国支左部队及军管干部,奉命撤出各级政权,引发时局大变。

按说,这起重大案件此时应该水落石出了。但是,情况远比人们的估计复杂许多。派性力量分外强大,一方公开查案,一方暗中抵制,种种干扰顽强存在,办案步履非常艰难,致使历次复查均无一致结论。我根据1975年联合组《调查报告》,为读者归纳出如下几条要点:

第一条,对联字号有利:原先积极揭发翟永泉纵火的民兵们,面对联合调查组,全面反水,众口否认了自己的揭发。宣称他们之所以揭发翟永泉,是因为大堡头公社内部宗派斗争严重,要告倒翟,只是为了争权掌权。因而串通起来,联手搞了假揭发,并称其中一名揭发者没有直接参加那场战斗;翟永泉在关押中也极力洗刷自己,详尽证实打仗那天的行踪。因而调查组于1975年6月宣告,这场民兵大揭发不宜采信。

第二条,对红字号有利:炮火引燃粮垛的原始定案大有动摇。原先判案采用看到落炮起火的多份关键证言,均被证人推翻。如原来说“亲眼看见麦垛上落下炮弹随即起火”,复查中则表示,“这是代笔人自己写上去的,我并没有看到落弹起火”。且有一位姓宋的证明人对调查组宣布,“我根本就没有写过任何证明材料,那是别人代搞的”。还有几名原先“现场目睹”的面粉厂工人,在复查中证实“没有一个人在现场”。另有六名证明人表示,“这些证明材料都是联字号办案者让厂长念一下,又让我们签名按手印的”。 这一来,枪杀刘周娃等人的原始证言失效了。

第三条,又有新的情况。在复查中得知,事件发生前后,战场上同时出现联字号强悍武装分队活动,并非只有长子县民兵独家打仗。一位民兵在材料中证实:“中午前后,从附近西城墙上出现一支武装,是自己人,武器装备特别好,他们还和翟部长说了话。有人说可能是红总司的小分队。”另一位民兵在材料中进而证实:“进了红楼院子里,我碰见了那支战斗小分队,有八九个人,他们清一色黄军装,全副武装,每人一长一短,端着半自动步枪,还佩着一支短枪,特别是他们人人戴着钢盔,很凶悍,非常少见,所以印象深刻。”——这就是说,长期以来,查案视线集中在长子民兵团,却不能排除还有其他特殊武装的隐秘活动。而这一点,几番复查组都没有列为一个项目去查,在最后的《调查报告》中也未见任何说明。从上述联字号武装人员的精良装备看,的确不是一支普通队伍,颇有些“特种兵”的意味。红字号方面,也有一支受淮海厂总部直接指挥的特务连,常常执行特殊任务。复查组或可能没有精力去查,还可能并不打算去查。光一个大堡头民兵连,就已经把案情搞成一锅粥了。再说,即使去查这支特殊队伍,你能不能查清呢?

另外,长子民兵团刘团长曾在面粉厂督阵参战,而他的具体位置和行为,也未见说明。

第四条,调查组特地对红字号发射的120炮弹进行了技术分析。认为正常装药情况下,这种炮弹爆速为每秒数千米,分裂成弹片数千块,而温度却不很高,因此只有爆破杀伤作用而无燃烧作用。只在装药条件有所改变时,才有可能引发燃烧。经查,武斗期间,淮海厂红字号为节约火药,曾对一些炮弹装填过40火箭弹削平面时削下来的混合药,并有一部分此类产品送往长运等炮阵地发射。因而不能完全排除炮弹引燃物品的因素。不过,作为查案的重要物证——现场爆炸的弹尾等,已经找不到下落了。

1975年6月26日,省地市联合调查组写出了以上长达数百页的《调查报告》。由于无法作出明确结论,便在报告中将上述诸项做了一番罗列,供上峰参考。而在十二名调查组成员之间,对《调查报告》的看法也不一致。于是,在《调查报告》之后,列出一份调查成员意见表,让大家签名表态。我看到,一部分成员对报告签署了同意,一部分人则表示不能完全同意。例如,其中一位名叫施永祥和一位名叫王富勤的干部,在意见表中明确写道(此二人意见相同):

“我的意见是:一、起火点未中弹,中弹点未起火;二、120迫弹打燃苇席起火的可能性极小,原定案时的主要证明材料已被否定了。”

就这样,1975年的复查未能确定结论。1976年元月份再调查,仍在此基础上展开,亦无明确结论。

到了文革结束后的1977年4月,中共晋东南地委向省委再次提交《关于处理烧毁小麦一案的请示报告》。内中称:“经多次复查认为:第一,此案系双方武斗情况下发生,原判定现行反革命性质,是错定;第二,原定案的主要证明材料是假的;第三,炮击小麦起火无直接证据;第四,有人检举纵火应进一步查清。总的认为,“此案存在严重问题”。建议首先对原案性质作出结论,撤消原判,予以纠正,对错杀错判者予以平反。建议对原先制造这起错案的专案组主要成员(此略名)必须彻底查清,严肃处理……。”

前述山西省高级人民法院于1977年11月7日下发的96号文件,便是根据地委以上建议,经省委批准后下发的。

这是一起多么庞杂的文革大案啊。至此,红字号方面被枪决了刘周娃等三人,狱中死一人,重判一人,牵连一大片人;关顺义侥幸于杀人灭口脱险后又被关押折磨数年,险些死掉;联字号方面,在文革后,长子民兵团刘团长、翟副团长被长期关押,联字号专案组骨干魏来根,又被重判20年徒刑。原来长治市公安局参与此案的赵小焕被吓成重病死去。原案负责人郭柳英也惊吓而死。又有一批人受到长期审查。真是悲剧连连,血泪斑斑。

究竟谁是火烧400万斤小麦的真凶,至今没有定论。

 

许多年以后,我在长治市老公安警察当中采访文革事,有关双锁和王双锁等人在回忆王尚志案件的同时,又一次提到了火烧小麦一案。其中关双锁正是和地区公安处关顺义共同到现场勘察的老警察之一。如今他忆出一个观点,很耐人寻味。老关说:如果炮弹引燃粮食,其着火的方式只能是慢慢燃烧,长治话叫做“沤”烟哩,不可能引燃熊熊大火,而那天的情况是大火蔽日,显然属于人为添加了助燃物质;再者,如果称红字号改装的120炮弹可以打着粮食,那么同一种炮弹,当时还剩不少,可以实验取证,朝粮食垛上打他几炮,看看到底打着打不着?不就马上证实了吗?——而当时联字号掌权,不可能允许你这么做。

一位姓王的老警察也谈到,此案实为冤案。王警官说:当时,联字号组织了专案组,排除了地区关顺义和长治市关双锁,大换班,由地区公安处联字号骨干魏来根、长治市公安局赵小焕等人主持办案。而枪毙了刘周娃等人以后,赵小焕一直精神苦闷,压力很大,闭口不谈案子。不久赵小焕被提拔为北郊马厂公社党委书记,离开了公安战线。后调张庄水泥厂当散装厂厂长。到了1976年,王警官回忆说,有一天他到水泥厂公干,去和老同事赵小焕喝酒。席间,他看出赵小焕心事重重。按说,赵小焕这位老公安派性并不严重,多年办案责任心很强。但他和关顺义的坚守却不一样,两人也不能比,在军管会领导的焚毁小麦案中,诸警官往往身不由己,很可能办了违心的案子。我们几个人这一天喝酒过半,突然有人来报,说上边又派人下来复查小麦案,要给刘周娃平反,昨天抓了魏来根!赵小焕闻言,当场吓得不能言语,脑筋大受刺激,不待问清情况,赵忽然从椅子里下滑,一直“出溜”到了地板上。此后,日益病重,不能自理。当王警官再一次去看望他时,赵小焕神志不清,径直抓起半瓶白酒,一饮而尽。大局翻了烙饼,新掌权的人,多为复出后的老干部,仇视联字号造反派,倾向红字号,人家本来也要抓赵,见他病成这般模样,放过了不抓也罢。时间很短,赵小焕昏然逝去。王警官认为赵等办了小麦假案,导致精神负担极重,惊吓而逝。

在采访中,吃尽苦头的联字号办案骨干魏来根先生向我反映情况。他文革后被重判20年徒刑,在祁县监狱关押三载,后“揭批清善终”时得以释放。他有他看问题的角度。他告诉我,受惊吓而死的不止赵小焕一人,还有一位女性叫郭柳英。郭的丈夫李贵达,是李顺达的弟弟。武斗后联字号执政,李贵达担当地区革委会政工组重任。其妻郭柳英,本是地区药材公司药材站的干部,因三起大火中有药材总库被烧一案,故在三案联合审理中由郭柳英全面负责,是一套班子,小麦案同样由她抓。1975年以后,省地市连续复查此案,连续关押涉案人员,郭柳英压力极大,在惊吓中突发心脏病而死。但是,魏来根先生坚持认为,小麦案子没有大错,他仍然认为是红字号炮击所致。可见早年间立场观点,一生难以改变。

长子民兵团翟永泉副团长,也于数年前逝去。

在诸多相关史料中,我还看到联字号一位重要头头于文革后所写的一份长篇检讨书,又生一个新角度。内中披露:当他们得知上边又来复查此案时,头头们聚集在联字号高参式人物范云章家里,认真研讨对策。决定一路人到军分区侯副参谋长那里沟通情况,听取指示,另一路到长子县大堡头公社去找翟永泉,告翟务必做好各项准备,以迎接审查。在范云章家里参与研究此事者,都是联字号地市主要人物,并有一位小麦案的办案者,人数六七个,这里不再细叙了。彼范云章,正是前述主办程首创冤案的重要人物。

 

冲天的大火,焦黑的粮食,尖锐的斗争,凶险的办案,凌厉的复查,巨大的压力,一条条死去的生命,一个个悲痛的家庭。

关于大火焚烧巨粮事件,我所能告诉读者的,只有这么多。未知今后会不会有人提供新的情况,把这个案底续补下去,终致真相大白?一切留给史家明鉴。

我永远不能忘却文革中焦黑面粉那无比苦涩的味道。

当年,战后新政权的办法极特殊,就是要让全区百姓尤其是长治市民,把烧成焦炭或近乎焦炭的废粮食全部吃掉。让家家户户大人小孩,深刻体会“程首创祸国殃民的二遍苦滋味”。具体做法相当麻烦,但麻烦也不怕。首先,对这批黑焦粉末冠名“程首创面”,把废粮进行磨粉加工,逐月按玉米面或粗粮比例,调配给城镇居民人口中。你如果不吃,则全家粮食不足,你如果吃,就要忍住腥焦下咽,从而把仇恨记在程首创和红字号头上,让全市人民都品尝品尝,都受受教育。从那时过来的中年人,四十年过去,仍然无法忘记“程首创面”的焦糊味道。

消费此面的唯一办法,就是把它与白面或者玉米面掺到一起弄熟,尚可入口。

我们家是很倒霉的。我的父亲在紧要时刻,冒生命危险,一股脑买断了全家此后数月的白面,合起来一整袋。当时粮店只剩下白面这一个品种,没有别的。数月战火,这袋白面拯救了我们全家。到战后,全家购买供应粮,自然没有了白面比例。偏偏“程首创面”就在这时隆重上市。

“程首创面”也被市民们简称为黑面。顾名思义,因其色黑。别人家把黑面掺入白面或棒子面中,蒸成一种灰不溜球的窝头,也就凑合吃了。其难吃难咽的程度,取决于你掺入其它面粉的程度。而我家的黑色窝头,比谁家都黑,于是就更难吃。

此面无法做成手擀面条,它毫无粘合力。如果烙成黑面饼,不等放入盘中,先自碎在锅底。如果煮成糊糊,不过一锅焦黑稀汤而已。

让你不恨程首创,又不知该恨谁。

吃着吃着,人们手举黑窝头,便把“打倒程首创”的口号,当成一种调笑,喊在了炉灶边,喊在了厨房门口或者餐桌上。

400多万斤黑面,最后全部吃完。当时长治市民大约20万,要平均每人要吃10斤至20斤,全家要吃上百斤。传统的忆苦思甜活动此时没了必要,文革时期人们都吃过粗糠忆苦饭,却比黑面糊糊好多了。

这不是什么执法办案,而是两派在战场以外的殊死博斗。

我写《牺牲者》这样一部书,上中下三卷足够厚长,却难以对晋东南文革惨案一项项做出详析。除了前述诸案之外,在武斗中造成伤亡又判处对方死刑或者重判监禁的案子,多得无法统计。红字号已经备受摧残,待到文革结束,天地翻复,烙饼翻了过来,联字号头头们复被当做“四人帮”在山西的帮派体系,进一步造成大批惨案。两派被枪决、判刑或被严重迫害者,在晋东南达到数万人,全区十七个县市两派骨干,几乎无一不被关被抓,城乡悲剧,万家墨面。两派将士们,要么牺牲身家性命,要么牺牲了全部青春。

法律公器在文革中,为派性决斗所充分利用。这里再说一遍,文革当中有四至五年时间,中国在准予死刑的权限上,并不需要报请北京最高法院审核,而是由各县市报至地区,接着由省里浸染派性的公检法首长打了红勾,就可以回文杀头了。这一时期,全国各地盲动执法,为派性报复肉体消灭,留下了极大黑洞。

文革后期乃至很久,全国涌往北京告状伸冤者川流不息,他们餐风宿露,成群结队,积案堆叠如山,其中极大比例血泪案,是全国各地在派性倾轧中造成的。对于派战害人杀人这一特殊历史现象,在文革研究中尚未引起足够重视,人们往往把许多冤假错案,简单地归咎为“林彪、四人帮以及造反派迫害所致”。这对于深入探索文革时期社会状况,是远远不够的;对于真正认知由革命使命和阶级斗争理论所推演出的巨大民族苦难,也是远远不够的;对于真正思考批判由极权专制所导致的人性恶变,更是远远不够的。

全民族为文革之战负出了惨重牺牲。红色阵营一旦分裂厮杀,最难记述。

(赵瑜著《牺牲者》节选24)

 

责任编辑:易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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