网站简介 - 创作团队
简讯 |
您的当前位置:首页 > 写实纪实 > > 正文

文革纪事:父亲的政治审查

来源:中创文网 作者:薛成林 时间:2022-04-30

人生第一次面对父亲的政治历史面貌,是在商县师范学校毕业前夕。学校在那年春季派出外调人员,赴各县进行毕业生政审。其后不久,便有风闻传到我耳中,“一个人只能加入一个党,他父亲怎么入了两个党,既入了国民党,又入了共产党?”当然没有同学当面质问我,七拐八拐,我还是隐约知道了,他们议论的是我父亲。我家是佃中农成份,父亲在商南刚一解放(比1949.10.1要早)便参加了革命工作,担任县供销社人事股长,能吸收人到供销社工作,1950年还是1952年加入中国共产党,并且是中苏友好协会的会员,我是知道的。1957年因家庭没有劳动力,粮食分配受人歧视,申请退职,回家当农民,从事繁重的农业生产劳动,把东山日头背到西山,什么活路重,能多挣工分,便抢着干重活,在我少年的心中留下深深的印记,是我一辈子愧对父亲辛劳艰涩的人生,留下无以名状的痛!

面对心中的惶惑,我给父亲去了信。父亲回了信,说解放前入过国民党,担任过伪保长,解放后政治审查,都给组织交待清楚了,组织审查结论是:“历史清白”。于此,我如释重负,我还是“红根子”,不是“黑根子”。再读读一些伟人的历史传记,很多也是加入两个党,但那是天壤之别,不能比的。父亲一解放就退出国民党,就能再加入中国共产党,我又长了点政党知识。

随着人生的逐渐成熟,我知道了家族的历史。亲爷爷从河南内乡一担筐挑到商南,在商南清油河靠小商贩为生,与奶奶成家有父亲后,当地白姓财主赖账,发生争执,被白地主踢死了,父亲很小就失去了父亲,奶奶又找了继爷,继爷爷供父亲上学,大概上到初中一年级,或者国民小学六年级,父亲从来没有细说,因为那是他心中至深的疼,不想再揭开那一层伤疤,再来一次彻骨的疼。

但是我知道父亲一生的至善,一生的正直,高昂的头颅,挺直的腰杆!

父亲当过伪保长。伪保长,伪保队副,伪国民军连排长历来是解放后,各次运动被斗的对象,仅此一个职务,便被戴上“历史反革命份子”帽子,父亲怎么还能加入共产党?

后来,我才知道,在我出世的1947年元月,父亲还关在国民党监獄里,关押的理由便是,担任保长,拉兵拉伕,派粮派款不力,心中偏向百姓,护着百姓,就关了大獄。到我出生,由县商会(有亲戚)出面,保释出来。奶奶自此,不让父亲担任公职,解放后,新政权的那些老革命发现父亲能说会道,有公心,有文化,要父亲担任乡长,最终被奶奶挡掉了,参加了县供销社工作。

1966年,是我们的毕业季。因为那场“大革命”我们被延迟毕业,也回不了家,与家中几乎断了联系。那时,心中信仰的是“爹亲娘亲不如毛主席亲,天大地大不如党的恩情大”,“太阳最红,毛主席最亲”!文革中“四大”,父亲受没受冲击,有没有揭发、丑化的大字报,有没有挨批斗,一概不知。因为被“热浪”冲昏了头脑,一直到1967年7月被分配回商南,才知道父亲担任生产大队会计,家里实在穷得不行,挪用公款(不是贪污),要退赔,把一间街面门面房赔给了集体。大妹无钱交学费,给别人“引(注:领)”孩子,家门口的小学,一天学未上。父亲的一生,国家的公职半途而废,集体的“公职”却终生不渝:新民社社长(高级社),人民公社开初民选社主任,养猪场场长,火纸厂厂长,林场场长,生产大队会计,社区治安委员,村副村长,副支书,一直年迈退休,操劳一生,一分利没有,这就是我至爱的父亲!一位老共产党员!

“历史清白”,我心坦荡!“文革”中,我们是学校最高年级,成为一堵墙,遮风挡雨!我们没有在“破四旧,立四新”中,大揭反革命修正主义教育路线,批斗反动学术权威,批斗“白专典型”,在同学中没有划分“黑五类”“红五类 ”,没有揭批任何一位老师,没有诬蔑任何一位老师“作风问题”,总务后勤管伙老师:“吃”“卡”“拿”“贪污”的问题!“封资修”字画书籍查抄烧毁,在商师没有听说过!四年商师学习生活,七个县同学,情同手足,不分团团伙伙,班上团支部书记镇安女同学刘德选,就像一位大姐姐,一干四年,“终身制”,一点不招摇,不显摆,不“烧包”,不yi指气使,班长徐炳铃也一样,风风火火,听说回镇安后长期担任县教育局长助理,难道他们是“商师的风格”?我父亲是“两党制”,此后再无下文,文革初期,成立校“文化革命筹备委员会”,我被选为“筹委会委员”,也并不知道共有几人,都是谁。只知道,商师召开的第一次批斗“走资本主义当权派郭郁章”(校长)的大会,让我担任大会会议记录,并无会议程序,好像也没有主题,糊涂开始,糊涂结束,喊几句震天的口号,没有给校长戴高帽子,“坐飞机”,更没有动手动脚。商南学生刘永卿(六八级)拳打脚踢郭校长,大概不在这次大会上。随后一段时间,我被单独分在一间房里,负责查找金堤(被视为反动学术权威)文字笔记中的“封资修”言论,抄成大字报,公布出去,自始至终,没同金老师晤面。

金堤,金老师,是商师函授部负责人。听传说,他是“传说中人”,何年何月参加革命,跑到延安,江青“同志”还到窰洞中看望过他们。解放后,他在陕师大马列教研室任哲学讲师,爱人据说是系党支部书记。在“一分为二”与“合二为一”的哲学争斗中,他赞同杨献珍的“合二为一”,被贬谪到商县师范,同妻子也离了婚。他桀骜不驯,特立独行,在学生心中留下了特深印象!

让我一点哲学基础没有的人来审查金讲师,真是天大的笑话!我就是断章取义,抓住一句话,不顾头尾逻辑,妄加批判!其实我心底也有些贊成“合二为一”,因为我之前大量阅读了一九六五年前后,《光明日报》上批判杨献珍“合二为一”的大量文章。大字报上批金堤,心里钦仰金堤,他是个人物!金老师的卧室是一间房,横亘在我们教室与饭堂的必经路上,老师的房门打开,一股清香扑鼻而来,才知道那是咖啡味,老师喝的叫咖啡,他是我见的第一个喝咖啡的人!

至于他的哲学笔记本,哲学讲义,日记摘抄之类的,一大摞子,怎么交到我手上,我走后仍原封不动地留在那里,归还,还是没有归还金老师,我至今不知。我揭批他,自始至终没有同他说一句话,但是我敢保证,我没有一句侮辱老师人格、学问的话,在内心深处我喜欢他!

郭郁章校长,我也是崇仰的!特別是他高中求学时期,一篇作文获国民政府教育部表彰,我认为他有学问!那时商师校长,商中校长王晓时,商洛农校校长都是商洛地委委员,可见我们党对教育的重视!师范,农校,卫校,撑起了商洛知识的天,科技的天,我想你会认同的!

我想,政审留下的也有人性!

一九六六年十一月三日,终生难忘的一个日子!这一天,我们商洛红卫兵代表首次到北京,受毛泽东主席第六次全国红卫兵代表接见。我们被安排食宿在劳动部接待站,睡地铺,地上铺着麦秸,那年秋冬并不觉得冷,心里有一团火,精神非常高昂和激动。伙食非常好,每天早上都有馒头,香肠,咸菜,稀饭。管理的不严,自由行动多,去了天安门,故宫,劳动公园,历史博物舘,军事博物馆,故宫,北海公园,天坛。在清华大学,团中央参观大字报,清华大学揭批头号,二号“走资派”正如火如荼,王光美夫人也首当其冲,被侮辱。总觉得团中央机关很朴素,很普通,没有一点官衙气。因为“三胡”(胡耀邦,胡启立,胡克实)正是当时我国青年一代崇拜的对象!清华园里林立的是大字报棚,是浆糊气!最高学府味,高大上,一点没有!

十一月二日整晩几乎没睡,凌晨就集中了,发的早餐面包,醃鸡蛋,香肠,还有饼干?天慢慢亮了,到处是人海方阵,“我们要见毛主席啦!”“我们要见毛主席啦!”人群移动着,臂带红卫兵袖章,手举毛主席语彔,泪花涌溢着眼眶,“我们看见了!”“看见了”!看见了毛主席,高大魁梧的身躯,慈祥的面容,毛主席也向我们挥着手,“毛主席万岁,万岁,万万岁!”的口号不断从喉咙喊出!

受毛主席检阅后,我们所在的方队从天安门后面的街道散去。在北京购买了毛主席石膏像章(当时金属像章好像没有),在领队刘文斌老师的带领下,乘火车返回商县,把像章作为礼物送给学校留守的门房师傅和炊事员师傅,他们都非常高兴。还有一处细节,赴京代表出发前,还要自带被褥,我们打了背包,上了汽车,到西安又说不带被褥,被褥退回学校。从北京回到学校,本人被褥已在宿舍里,真要感谢细心负责的老师和同学!

不亏当年把“筹委会”打成“保皇派”“老保”,我们就是被“组织”管大的一代,回到商县,大好的“大串联”“免费火车”也没有坐,徒步“串联”也没有行,祖国大好河山也没有再观览,自我“封闭”在了商洛。比起第七次以后的接见大军,跑了新疆,东北,上海,韶山,我们常常后悔。后来,文革愈演愈烈,“文攻武卫”口号也出来了,群众组织山头林立,夺报社的权,抢党政机关的印,抢军分区的枪,我们一群人成了“逍遥派”,一九六七年五月以后,丹江里游泳,商县图书阅览室里阅读每天的《文汇报》《解放日报》《解放军报》。元月,上海一月风暴之后,“全国山河一片红”,抢先阅读每省革命委员会成立后,给毛主席,党中央的致敬电,两报一刊的社论,给每一省写的社论题目。

文革风起云涌,派性越来越足,四年同窗的同学情谊越来越淡,竟致后来,形同陌路,无毕业茶话会,无毕业合影,无照片赠送,无毕业留言,留址。商师四皓墓旧址给了大修厂,我们这三届(六六,六七,六八)成了没有母校,没有同窗,没有日后同学聚会的“无笼鸡”!

保守是我们的精神桎梏,总爱教育,总爱教学,总爱学生,总爱班主任工作,有改行弃教的机会,也不改“初心”,那些改行的,不几年,部局级,县团级,甚或不分彼此的朋友,“混”上了副地师级,你说可笑不可笑!

不可笑,人各有志,人各有路,人各有命,只要顺,只要健康,只要自在,那个当年我们喊“健康,永远健康!”的那个人不也信仰“天马行空”么!

我自己的政治审查,不知有几次,初中毕业考入中等师范,好像没有,因为我没有填过什么表。面对政审,中师毕业要参加教育工作是第一次。其后在教育界几次提升职务,也都没有政审一说,只有考察,也都是背靠背。只有一九七八年预备党员,一九七九年中共正式党员,有过严格的政治审查,其时我三十二岁。

父亲,母亲,二十四岁生了我,生我时,父亲在国民党的监獄里。我这一辈子,政治上不跟中国共产党,跟谁?

 

责任编辑:宁 虹
发表评论
请自觉遵守互联网相关的政策法规,严禁发布色情、暴力、反动的言论。
用户名: 验证码:点击我更换图片
最新评论

栏目导航
Copyright © 2018-2022 中创文网 版权所有
咨询电话:15927618989 QQ:2865185296 投稿邮箱:2865185296@qq.com
本网有部分内容来自互联网,如对该部分主张知识产权,请来电或致函告之,本网将采取适当措施,否则,与之有关的知识产权纠纷,本网不承担任何责任。
网站工商备案
网站备案:鄂ICP备2022005271号
鄂公网安备42090202000511号
Top